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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“機械複製”到“機械原創”:人工智能引發文化生產革命
2019/04/23

來源:大中華印藝網

“互聯網+”正在極速轉向“人工智能+”時代。中外學者往往用技術“爆炸”“奇點”“革命”等來描述人工智能(Artificial Intelligence,以下簡稱AI)的擴張速度及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。英國學者卡魯斯·蔡斯指出:“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稱為技術奇點。對於人類來說,這有可能是驚人的好消息,也有可能是災難性的一刻。”而全球大眾傳媒似乎主要在渲染“災難性”一面。笛卡爾說“我思故我在”,帕斯卡爾說“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”——而當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“思想”的時候,我們人類的尊嚴正在被機器“冒犯”。除了“思想(哲學)”外,在AI引發的藝術文化生產革命中,這種尊嚴也正在被“冒犯”:電腦自動作畫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,現在AI也可以作曲了……這其中的“現象級事件”似乎應該是微軟AI機器人小冰竟然開始作詩,並且還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樣的詩集。

 

AI發展帶來新型“盧德謬論”

  現代人對於自己的尊嚴被冒犯所產生的抵觸情緒,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本能反應——對於闖入文藝創作領域的AI,傳統意義上的文藝生產主體,尤其是藝術家,目前的總體情緒大抵就是如此,這從他們公開發表的一些言論可見一斑。在某種程度上,這種抵觸可被理解為一種全新的“盧德謬論”。“盧德謬論”(Luddite Fallacy)是發展經濟學中的觀點。19世紀,藍領工人認為在生產中應用自動化機器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,進而導致失業率增加。現在這一觀念又在人類與AI的關係中得到了更加直觀的呈現。

  對未知事物產生恐懼,是人常有的另一種本能反應,這種恐懼與抵觸情緒交織在一起,會深刻影響我們對於AI的認知。這種複雜的情緒很早就被好萊塢電影工業充分利用,生產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機器人威脅乃至取代、毀滅人類的科幻大片。近年來,隨著AI的爆炸性發展,有關智能機器人阿爾法狗、索菲亞等的商業噱頭在大眾媒體上瘋狂傳播,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AI的恐懼和抵觸,放大了對AI認知的“盧德謬論”。

  藝術家普遍認為,沒有“情感”的冰冷機器所生產的“藝術品”,無法觸動人的審美情感並引發心理審美反應,因此不具有欣賞價值。但是,如果我們對上述觀點進行深入反思,會發現不少問題。假如沒有情感的“自然”所“生產”出的景物能引發人的審美參與,那麼由機器創作的“藝術品”未必就不能與人類進行審美互動。根據“圖靈測試”原則,一個人和一台擁有智能的機器設備被隔開,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進行隨機的提問交流,如果超過三成的測試者不能確定對方是機器設備,那就代表了這台設備擁有“人類智能”——這種圖靈測試也可用來對AI所生產的藝術品進行測試,以證明AI機器是否具有審美智能。AI可以模擬人的大腦神經或心理反應,其所生產的藝術品也能相應地引發人腦神經或心理的審美反應——這至少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能的。我們可以質疑當前AI的思想或藝術創作能力,但是應該明白,AI還處於“嬰幼兒”期,其自我學習、自我成長的能力具有無限潛能,儘管在其成長過程中還需要人類提供幫助。

  面對全球對AI的認知狀況,只有人文主義情懷是不夠的,科學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——文化理論研究大有可為。

 

“機械原創”引發生產主體變革

  AI對文化的革命性影響主要體現在文化生產工具的劃時代革命,而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,首先要回溯現代文化生產工具的發展歷史。本雅明經由馬克思對“機器體系”的批判提煉出“機械複製”概念,認為現代文化在生產工具上也表現為一種“機器生產”。在“印刷資本”或所謂“古登堡”時代,自動印刷機開啟了現代文化生產的“機械複製”時代,文字產品的大規模生產與傳播也開啟了文化消費大眾化進程,而大眾識字率大幅度提高,意味著“文字”這種文化生產工具也越來越大眾化。在其後的“電子資本”時代,廣播、電影、電視等使現代文化機器生產進入“電子復制”階段,文化消費的大眾化再次被推進,照相機、錄像機、錄音機等機械設備成為大眾更加容易掌握的文化生產工具。20世紀末,信息技術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,成為當代先進科學技術的代表,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進入“數字資本”的“數字複製”階段,而“非智能化”的計算機、Web1.0,依然處在本雅明所謂“機械複製”階段。

  AI的出現,標誌著計算機發展到“智能化”新階段,現代文化生產又一次向前跨越,進入全新的“機械原創”(Mechanical Production)階段,其劃時代的革命意義是基於“數字複製”的“數字資本主義”所無法涵蓋的。比如AI機器人小冰儘管依然是一種計算機軟件程序,但“她”不是在“複製”同一篇詩歌作品,而是可以不斷地“創作”出一篇篇不同的作品——如果說電視等機器主要引發的是大眾文化的“消費革命”,那麼,AI引發的則是大眾文化的“生產革命”。智能自動化使“機器”在資本框架下成為文藝作品的“生產主體”,這對千百年來“人”在文化智能生產中的“主體”地位,顯然是一種挑戰乃至威脅,而傳統“人學”範式已不再完全適於闡釋這種新文化現象。同樣,互聯網發展到Web2.0階段,互聯網社交平台技術不斷更新,大眾不再僅僅是文化信息產品的“消費者”,轉而成為直接的“生產者”,它與智能技術的融合,鍛造出現代大眾的超級文化生產工具即智能手機,此前的照相機、錄像機、錄音機等眾多機器功能皆匯聚到智能手機上,文化生產工具進一步大眾化。

 

人工智能有待打破資本壟斷

  “機器”成為“智能主體”,是在資本框架下現代科學技術和機器體係不斷革命性、累積性發展的最終結果,在此之前,動能自動化首先使機器成為“動能主體”——傳統的非自動化生產工具始終只是人的客體手段。自動化是使機器成為主體的前提條件之一,比如作為非自動化生產工具的鋤頭等就不可能成為“生產主體”;而另一前提條件是自動化機器被“資本”佔有和壟斷,只是在資本框架下或在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中,機器才能成為主體,才能對作為“體力主體”的藍領工人形成威脅甚至取而代之。只有揚棄這種資本主義應用進而揚棄私有製,機器才能被還原為真正意義上的客體——當時發動打砸機器的“盧德運動”的工人卻沒有自覺認識到這一點,最終形成所謂“盧德謬論”。

  馬克思當年對自動化機器的批判,同樣適用於當前我們對AI的分析:如果說前者主要對物質生產產生影響,那麼後者則直接影響文化生產。從生產工藝上說,文化產品也開始被機器自動化生產,AI機器之於電視機、攝影機等,就如19世紀的機器體系之於鋤頭,如果前者威脅的是作為“體力主體”的藍領工人,那麼後者則直接對包括文化從業者在內的作為“智力主體”的白領工人或知識勞工產生威脅。馬克思曾辯證地指出,動能自動化在威脅工人的同時,也開啟了把體力勞動從其僱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。同樣,AI在威脅知識勞工的同時,也將開啟把文化生產等智力勞動從其僱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。面對AI作為“智能主體”日益加劇的威脅,許多中西學者提出了人—機互動、並生、共存等方案,但是,不緩解資本對AI技術及其發展的壟斷,這種美妙的方案恐怕難以真正實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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